翻译不仅在文化强国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翻译不仅有文化交流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社会价值。因此，在翻译研究中需要全面考察译作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

　　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几次翻译，多是由中国译者或外国译者在中国大地上翻译外国的东西，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比如，玄奘为满足精神信仰需要的佛经翻译，林纾和严复为引进启蒙思想和改良中国社会文史哲的翻译，徐光启为传播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科技翻译，以及改革开放后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的大规模全方位的翻译，黄石门户都是把追求和实现翻译的社会价值置于首位。

　　在中国翻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翻译中国。在中学西传过程中，传教士也将我国大量经史子集、文学作品和科技著作翻译过去。这些翻译不但促进了西方对东方的了解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而且由于传教士们特别注重选择翻译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原著，因而较好地实现了翻译的社会价值。

　　以中国农业科技典籍西传为例。由于在中学西传之时，受工业推动，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很多方面都开始赶上甚至超越中国。因此，与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翻译相比，西方更重视翻译中国人文社科典籍。但对中国农业典籍的翻译是一个例外。

　　例外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国是传统农耕大国，重农与农本思想是自古以来的国策与传统。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农业，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发展农桑的政策，从而造就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产生了无数的农业科技典籍。

　　自从神农氏发现五谷以来，我国就不断有农业科技成果问世。尽管绝大多数已经佚失，但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仍有数十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献中就有农业技术方面的零星记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著作中几乎都有农学方面的论述，甚至还有“农家”学派专门研究如何劝农桑以足衣食的问题。汉代著名的有氾胜之著《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和最完整的农书。唐代武则天时撰写的《兆人本业》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农书，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茶学专著。宋代编撰了《授时要录》《大农孝经》等官修农书，其中的《陈旉农书》是现存最早反映江南农业生产的区域性农书，《蚕经》是专门研究蚕桑的农书。南宋时还出现过描绘农业生产过程的《耕织图》。元朝设置司农司编撰了《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维吾尔族的鲁明善撰写了《农桑衣食撮要》。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贯穿了作者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的《乃粒》《粹精》《乃服》和《彰施》部分都是关于农业科技发明的著述。清代博采历代农书汇编成《授时通考》。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农业科学技术也是从先进的国家通过翻译传播到需要的国家。我国农业横跨上下5000年，农耕文明长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而作为农耕文明遗产的农业典籍也不计其数。不仅惠泽炎黄子孙，而且造福世界人民。正如中国古代科技有“四大发明”，中国古代农业也有“四大发明”：水稻栽培、大豆栽培、养蚕缫丝、茶树栽培。即使到了18—19世纪西方工业之际，中国农业科技的许多方面在世界上仍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能够为欧洲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信息并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

　　比如，《天工开物》中的种稻养蚕、耕田灌溉农具、提花机、多种原料造纸等，对许多欧洲国家改善技术与提高生产力仍具促进作用。反观此时的欧洲，农业生产技术与工具依然十分落后：播种依旧使用人工播种且耕地的犁设计简单原始、操作十分费力。而当时的中国已经在使用播种机，使用的犁更有效率、更省力。因此，西方很重视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典籍中的农业生产工具进行译介，并将其作为改良本土农业生产工具的指南。

　　又如，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的国家，养蚕技术发达，蚕丝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生产和贸易成为政府一大财源。而当时的欧洲蚕桑技术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导致生丝大量减产。为解决法国当时面临的蚕桑生产中亟须解决的技术问题，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殷弘绪有目的地重点摘译了《农政全书·蚕桑》中的种桑养蚕技术。1837年，儒莲奉法国政府工部及农桑部部长之命将《天工开物·乃服》养蚕部分及《授时通考·蚕桑》翻译为法文，名为《论植桑养蚕的若干主要中国著作提要》。后来，法兰西广学院的汉学教授德理文也翻译了《授时通考》中的蚕桑部分。1850年，法国的埃德将《耕织图》翻译为法文，取名为《农耕与纺织图咏——重农桑以足衣食》，在巴黎出版。由此可见，当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农业科技典籍的翻译把实现社会价值放到了首位，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与蚕桑养殖中出现的问题。

　　总体来看，中学西传时代西方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谁需要谁翻译。传教士们往往是自己主动翻译，而非受中国委托翻译，更不是由中国政府出资翻译。二是需要什么就翻译什么。对原著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对所译内容的展现采用四字格的形式，简洁明了，能够最大限度对译入语社会产生影响。三是翻译的内容与方式很灵活。不一定非要全译不可，而是需要什么就翻译什么，需要哪部分就翻译哪部分。而且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典籍，还可以将分散在不同典籍中同一个主题的内容汇聚一起翻译。

　　在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无数的中华典籍正通过翻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涌向世界，将我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带给了世界各国人民，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过去的中学西传典籍翻译相比，新时代的中学西传典籍翻译也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一是翻译者鲜有目标语者，而是我们中国人将自己的母语典籍译成外语，因此译文的地道性与可读性问题很难解决。二是在翻译选择上缺乏对目标语社会需求的调查，这就可能导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脱节。三是往往局限于案本而传的全译，缺乏根据市场需要对原著内容的取舍和同样题材内容的整合。

　　基于上述分析，新时代的典籍翻译研究应不仅聚焦于典籍翻译与传播策略方法等，也应研究译作产生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典籍所具有的永恒精神价值不同，农业科技典籍中的许多内容在技术层面上已落后于当今时代，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但是这并不等于翻译出去就没有社会价值。以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齐民要术》为例，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日本，时至今日仍非常受重视（或者说非常珍视）。日本成立了“《齐民要术》研究会”，研究作者贾思勰的学问被称为“贾学”，而且在日本一直是显学。“贾学”主要研究如何从《齐民要术》中汲取古为今用的智慧，发掘至今仍有价值的思想和技术，并在发掘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科技进行创新。这些研究在日本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农业和食品加工业中，不断创造社会价值。

　　因此，我们今天的农业科技典籍翻译研究，非常需要围绕目标语国家的社会需求开展，并把研究成果及时传递给译者，让译者根据目标语国家的社会需求去选择与整合农业科技典籍，以便进行精准翻译。只有这样，古老的中国农业科技典籍今天才会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才有翻译和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规划课题“中国农学典籍英译与传播研究”（SC19B1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