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检察官，孩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近日，说到去年发生的一起纠纷，通城学生吴某的父亲对检察机关满怀感激之情。

　　去年12月，高三学生吴某与同学张某发生打斗，吴某将张某鼻子打伤，致其鼻骨粉碎性骨折。经鉴定，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张某要求赔偿10万元以上。吴某则认为是张某先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愿进行赔偿。

　　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去年10月以来，我省各级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占同期审结刑事案件总数51%，共对6496人提出幅度型量刑建议，对5545人提出确定型量刑建议，法院共审结9775人，对6998人采纳了量刑建议，采纳率为71.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

　　通城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熊敏介绍，不少类似的刑事案件，往往会因为被告人不认罪或被害人不同意调解，要经过多次审理，司法机关办案成本很高，群众获得感却不强，反而对执法公信力产生质疑。

　　吴某打人案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一方面，熊敏在讯问被告人吴某时，耐心地释法说理，告知其自愿认罪认罚制度规定；另一方面，反复做被害人张某和其家长的工作，详细说明按法律规定应当获赔的金额。

　　在检察机关主导下，双方律师共同参与做工作，最终达成和解。“吴某作案时是未成年人，平时在校表现较好，初犯且认罪悔罪，犯罪情节轻微，我们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张某也得到了相应的赔偿，现在两个孩子都顺利通过了高考，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熊敏说。

　　喻增国等11名犯罪嫌疑人被抓后，抱团对抗侦查。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王胜彪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规定，对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一般成员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宣讲，结合各涉案人员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列出“量刑清单”，引导他们算好认罪认罚“得失账”。

　　最终，该案骨干成员表示愿意真诚认罪悔过，不仅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而且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指控该组织领导者喻增国的犯罪事实。

　　“我们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中，探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力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既体现司法机关出重拳、依法从严惩处黑恶势力，又体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实现了‘三个效果’的统一。”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赵慧说。

　　“认罪认罚从宽在诉讼效率上提高了，但检察官的前期工作量不减反增，而且量刑的准确与否，也更加考验办案检察官的能力。”采访中，有基层检察官向记者道出心中的忧虑。“客观上看，之前存在权力清单不明、法律文书不统一、办案能力不足等问题。”赵慧坦言，这些桎梏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干警积极性。

　　有问题就要解决。省检察院大员上阵，从主要负责人到分管检察长，纷纷带队开展广泛调研，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查遗补漏”。

　　6月25日，制定下发“检察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权限清单”；7月1日，制作完成《湖北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文书样本（试行）》；7月12日，召开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电视电话培训会，进行学习交流；7月22日，编印完成《湖北省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五十问”》下发全省各级检察院……“全省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积极性得到了明显提高，尤其是运用量刑建议方面，办案人员由刚开始不愿用、不敢用，变得日趋精准。”赵慧说。